中天山隧道项目主体工程胜利完工

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偏好。

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，通常认为只有百年历史，在当代还受到身份合法性的怀疑。从春秋时期开始，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就一直处在具有内在理路的历史建构过程中，产生了先秦诸子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汉学，等等。

故而，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诠释经典时而建构义理，总是与他的自我体认联系在一起的。先秦诸子既是六经的诠释者，又是中国哲学经典的创造者，汉代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等思潮中均产生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思想创新的哲学家，但是，他们的思想创新并不体现独立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，而是从事经典的注释。譬如，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形上学，并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，而是他在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的实践工夫中体认出来的。我在从事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，逐步形成了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些看法。他们曾经以道学、玄学、义理之学、性理之学、身心之学、理学等等学术科目，命名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。

经典诠释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的文化特殊性，又是中国哲学能够实现历史建构的根本途径。中国哲学并不是一种的固定学术形态（如诸子学、玄学、理学），而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。觉解有可言说者，有不可言说者，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就是不可言说的。

冯友兰哲学，就是一个时代的丰碑。但仔细考察起来，真字本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，真、善、美三者具有同等地位，在儒、道、佛哲学中都有表现（不排除各有侧重）。[4] 冯友兰：《新理学》，第25页。冯友兰也说过：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

[3]《汉字文化》1997年第1期但哲学语言毕竟不同于日常语言，其书写文字也不同于一般作品。

冯先生使用真际一词，则主要是指存在意义上的真，这不能不说是哲学意义上的转化，但这种转化是通过使汉字获得新意义而实现的，这种新意义的获得，也可以说是在固有汉字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（用牟宗三的话说，哪怕叫作歧出也无妨），并不是完全外在地嫁接上去的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这是接着讲，而不是照着讲。否则，这种互释将是生硬的、外在的、枯燥无味的，甚至是不相干的。中国哲学语言的丰富性、开放性与适应性，使它有可能走上多途径的发展，而不是只有一条路。

他在青年时期就很喜欢西方逻辑，后来又攻读西方哲学，是当时少数几个精通西方哲学的学者之一。试问，如果不用汉字去解读西方哲学，怎么会有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结果呢？冯先生不是作哲学翻译，而是从事哲学创造，他的创造固然吸收了西方哲学，但又是建立在汉字文化的基础之上。为了区分形上与形下两个对应的世界，冯先生使用了中国古代的两个概念——真际与实际，这又一次显示了汉字哲学的特点。于是，对形而上的拒斥，便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。

冯友兰哲学，就是一个时代的丰碑。在汉文字中，境界二字最早指疆界、境地之义[6]，后来有意境之说，遂成为中国美学理论的核心，佛教哲学将境界作为心灵的存在状态，具有形上学的意义。

当然，他也承认，各时代的物质条件有变化，则语言亦随之改变，而各时代之哲学家，各以其时代之语言说之，即成为其时代之新的哲学系统[2]。冯先生认为，古今的语言文字，不会有显著的变化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冯先生清楚地意识到，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并没有形成逻辑化、形式化的所谓纯哲学的语言（我认为，中国哲学语言从根本上说是诗学的）。他没有看到，冯友兰正是对中国哲学语言有深刻的把握，才能实现其意义的转换。何况，在理学中，理字主要是指性理，在物为性是其根本命题。早在美国留学时，杜威教授就说过：冯友兰是一个哲学家的材料。[3]《汉字文化》1997年第1期。这当然需要高度抽象的哲学思维。

[6] 见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。他既是一位哲学家，又是一位文学家、诗人兼书法家，二者在冯先生的身上得到了统一。

维特根斯坦曾说过：凡不能言说者，只有沉默。但冯先生更是一位中国哲学专家，他的深厚宏富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造诣，不仅表现在知识素养和气象上，而且表现在汉字的运用上。

汉字哲学既肯定语言的作用，同时又肯定语言的有限性，承认意义世界的无限性，通过有限而达于无限，实现人生意义的超越，这才是它的根本特征。前面说过，冯先生虽然运用了逻辑分析的方法，但这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，这一点同逻辑实证论是不同的。

冯先生固然重视概念的作用，但他已意识到直觉的重要，他在晚年重新提出直觉的问题[8]，就决不是偶然的了。其逻辑分析只是手段，可说之所以重要，只在于它是必经之途，但说到最后，便是不可说。在中国近代学术分化的情况下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。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永久价值的部分。

冯先生取真际之原义、实际之变义，而重新加以解释，使真际变成更加空灵而实存的有，这样组成的新范畴，既保持了汉字的某些特征，又具有新的哲学含义。冯友兰也说过：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。

这句话引起无数哲学家的兴趣，而他的语言分析则引起了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，这一转向的结果是，否定语言能表达形而上的意义，或者说，形而上的语言是无意义的。互释之所以可能，就在于中国哲学语言（文字）具有很大的包容性、开放性、延续性与可变性，这是冯先生运用汉字进行哲学创造的一个基本前提。

冯先生的哲学著作，除了逻辑的清晰严谨之外，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言简而意赅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读来令人寻味，有一种美的享受，从中可体会到汉字文化特有的智慧与优美。因此，可说与不可说就成为冯友兰哲学最根本的方法论问题。

用中国的语言文字，写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哲学，不仅是可能的，而且是需要的。这同时意味着将中国古代哲学语言变成近代哲学语言，运用白话文当然不在话下。[1] 见《三松堂学术文集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297页。比如理字，是冯友兰新理学的重要概念，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。

他的真正目的是建立新的哲学形上学，特别是人学的形上学，其核心就是他的境界说。这所谓各时代之新语言，固然有新字新文法的出现，但绝不是彻底改变原有语言，重新建立一套。

应当说，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。这当然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，但是冯先生认为，并不是不可能。

[1] 这里所谓理性，主要是指认知理性或客观理性，这的确是中国哲学最缺乏而又最需要的。但是二者不是毫无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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